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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中国在非务工者:国人性格柔和成非洲歹徒首选_

http://www.cnrepair.com 2012-02-20 01:07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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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医生吴江南先后三次援非,他在突尼斯推广针灸疗法和刮痧,广受好评。

  

吴江南的针灸疗法让突尼斯人民啧啧称奇。

  100万中国人在非洲 亲历者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非洲


  被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的中国工人已经获释 一名失踪者已证实遇难


  据新华社消息,日前在苏丹被劫持的中国工人已登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,离开苏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。


  非洲,沙漠、草原、森林……一块神秘的土地,散发着原始的泥土芬芳,也闪烁着钻石的夺目光芒。据统计,目前在非洲从事经营活动、援助工作的中国公民总数约为100万。在中国人屡次陷入人身不安全的现实背景下,如何在非洲冒险中全身而退,是摆在每一名赴非中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。


  记者采访了两名对非洲有着丰富实地经验的中国人——某大型通讯设备公司的员工小张,和东莞樟木头石新医院医生吴江南,听他们讲述他们眼中的非洲。


  文/图 本报记者 张强 通讯员/李洋


  张涛(化名) 男31岁 企业员工讯企业员工


  如果完全根据自愿原则,我相信公司上下没几个人会主动请缨去非洲。但从公司的角度看,非洲是一块难得的商业热土。


  2007年~2009年间,张涛在非洲工作了2年多,其间,从南到北,他去过非洲的多个国家,对非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。


  低门槛高物价


  部分城市不比珠三角差


  他所在的公司是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的典范,业务和员工遍布全球。若员工可以选择外派地,几乎所有人都会申请去发达的欧美,但非洲是公司国际化战略版图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,不仅得有人去,还得派一大批人去。经过随机抽取,张涛被派去了非洲。他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,若拒不从命,今后有可能被“冷冻”。


  从公司角度看,这种霸道的用人方式情有可原,欧美发达国家通讯业已十分成熟,技术门槛高,该公司难有大作为。不仅是这家公司,对所有中国的高新企业而言,非洲都是“走出去”的理想第一站,原因只有一个:门槛低。


  到非洲后,张涛领略了真实的非洲,所见所闻跟他想象中的非洲反差极大。以前,他一直觉得非洲很热,其实非洲土地辽阔,远离赤道的北非和南非并不热。以前,他一直觉得非洲遍地黑人,其实白人在非洲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。以前,他一直觉得非洲很破,其实约翰内斯堡等大都市跟珠三角的城市相比并不差。


  非洲普遍的高物价水平让他咋舌,食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中国内地的两三倍,安哥拉等穷国也是如此,因为它们的生活物资严重依赖进口。在一些非洲国家,当地人吃烤鱼等天然食物,中国人很难适应,张涛的公司给他们从国内聘了中餐厨师。


  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很多,尤其是建筑工人,张涛跟他们一样,并未融入当地文化。他认为,两种文化差异太大,沟通起来不易:“非洲土著信奉‘今朝有酒今朝醉’,在他们看来,中国人擅长赚钱、存钱,但不会享受生活。由于在非洲的中国人以建筑工人为主,当地人甚至认为中国人‘素质不高’。”


  爱带现金性格柔和


  中国人成非洲歹徒首选


  出国前,公司领导再三叮嘱张涛“安全第一”,在非洲的两年间,他几乎始终生活在“住所—办公室—客户公司”这“三点一线”的轨道上,很少深入民间。偶尔外出,看大街上的警察都持枪值勤,看得他胆战心惊。张涛的同事曾在闹市区被人抢过钱,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。


  张涛总结了自己对非洲治安的总体认识:欧美人在非洲比较安全,不仅语言相通便于交流,更是因为他们曾殖民过非洲,土著惧怕他们。黄种人是歹徒的“首选”。


  在广袤复杂的非洲,不仅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大,那些资源型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更加惊人。因为戒备森严,穷人要想抢当地的资源富豪,“门都没有”,所以都盯着外国人,“欺软怕硬”,歹徒视黄种人为软柿子。尤其是中国人,性格比较柔和,出门喜欢带较多现金,很容易成为目标。张涛出门时只带很少的现金,以防万一:“一旦遇上歹徒,直接把钱给他,花钱消灾。”


  自带员工极少招聘


  中国企业难融入当地


  除了治安风险,在非洲的中国人最怕传染病,比如疟疾。疟疾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,传染性大,一旦染上必须尽快就医,否则可能致命。张涛不幸染上过疟疾,那一阵子,他持续发烧、浑身乏力,在医院治了一周多时间才康复。他有个朋友染上疟疾后没有及时重视,在尼日利亚英年早逝了。在非洲的中国人一般认为染上疟疾治愈后一年内不能生育——虽然这并无科学依据。为了远离疾病,在一些穷国工作的中国人只喝纯净水,纯净水售价极高,1.5升卖1美元左右。


  在销售一线工作,张涛对中国企业的“走出去”战略有清醒的认识,他认为,跟欧美企业相比,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表现还十分稚嫩,其中,文化融合是短期内难以迈过的门槛。


  某种意义上,非洲是欧美大型石油公司的天下,这些石油巨头派驻非洲的人员基本都是中高级管理者,普通员工都在当地招募,本地化程度高。张涛认为,这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,也有利于公司的本地化融合。当地人多了,公司在当地自然就能确保安全。


  反观在非洲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,偏爱勤劳型员工,绝少招聘当地员工。“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隔阂,中国公司短期内难以消除,就连‘脱亚入欧’、更早‘走出去’的日本目前在非洲也没能做到。”他说,“国际化不仅是到外国投资,还应包括文化上的融合。”


  吴江南 男57岁


  援非中医


  “我不是英雄,但我至少是有信仰的人。”


  57岁的吴江南原本是江西吉安市中医院针灸科的医生,2005年,他南下广东,调到东莞樟木头石新医院工作。对于北非国家突尼斯,吴江南有特殊的感情,1998年~2000年、2002年~2004年、2008年~2010年,他曾三次参加中国援助突尼斯医疗队,前后总共在非洲待了6年。在采访过程中,他讲到兴奋处,会不由自主地蹦出几句法语。


  前后六年三次援非


  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吴江南的“国家观念”很强。他说,在江西中医学院上学时,曾参与援助非洲的老师喜欢跟同学们谈非洲见闻,引起了他的极大好感。1998年,卫生部向各省下发援非任务,43岁的吴江南报了名,经过层层选拔,他入选了第13批中国援突医疗队。“中国卫生系统援助非洲的模式跟汶川灾区灾后重建差不多,一对一,比如,湖北援助阿尔及利亚,上海援助摩洛哥。”他介绍说。


  1998年去了一次,2002年又去了一次;2008年,吴江南已南下广东,江西省卫生厅找到他,希望他能填补第18批援突医疗队“老队员少”的缺陷。吴江南爽快地答应,樟木头石新医院也很支持他,他得以“跨省”第三次参与援非。


  报名援非,竞争很激烈,吴江南说,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精神层面。援非期间,医生们的月工资是在国内时的两倍,在撒哈拉沙漠等特别艰苦的地区,另有一些津贴。与付出相比,这点物质回报并不算多。


  每次离国赴非前,医疗队员们都要宣誓,内容大体包括:忠于祖国、保守国家机密、服从领导、遵守外事纪律等等。


  军事化管理不单独外出


  每次赴非前,卫生厅都会组织队员们培训,教授法语,邀请专家讲解突尼斯、非洲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时局。


  纸上谈兵的培训尽管有用,但队员们要想真正了解当地民情,还得靠身临其境。临走前,吴江南一再告诫自己必须尊重当地的信仰和民俗,但刚到突尼斯时,他脑中仍只有模糊的概念,心里七上八下。医疗队到突尼斯的第一件事是去大使馆,大使给他们讲解了突尼斯的国情,并下达了具体的要求。


  在此后的日子里,吴江南很快就跟病人们打成一片,加之老队员的经验传授,他逐渐了解到当地百姓有禁欲、开斋等传统,心里有了底。


  医疗队采取军事化管理,以小分队为单元,吴江南所在的小分队共11人,包括一名翻译、一名司机、一名炊事员和八名医务人员。分队服从于医疗总队的领导,总队又服从于使馆的领导。


  根据纪律,队员们不得单独外出,外出必须两人以上结伴;晚上11点前必须归队,不得在外住宿。从驻地到医院有一段距离,不得步行,每天都由司机开中巴统一接送他们上下班。


  环境恶劣回国探亲难


  医疗队有一名厨师,每周外出买一次菜,存在冰柜里,在食堂开伙,队员们统一就餐。住宿条件也不错,两人共住一个套间,设有厨房、卫生间、客厅;每人一间卧室,面积约10平方米。


  1998年吴江南首次赴非时,只有会议室装有空调和电视机,队员们每天统一看《新闻联播》。盛夏时节最难熬,最热时地表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,只能开电风扇对着身体猛吹。


  当时没网络,队员们跟家人沟通只能打电话、写信,吴江南统一外出时若拍到了好照片,就会寄回给家人。无聊时,就看书、看杂志,总队定期从国内给他们空运杂志过去,发到分队,队员们轮流看,每人看两三天。


  2002年吴江南二赴非洲时,条件大为改观,总队给每个队员的房间都配了空调和电视,用“大锅盖”接收电视信号,能收到中央四台,后来又能收到中央九台。每个房间都装了网络,队员们得以通过网络视频天天跟家人“见面”。


  此前,医疗队规定队员们在2年援助期内不得中途回国探亲,但从2000年开始,规定变得人性化,每个队员2年间都可探亲一次——或队员回国,或家人去突尼斯,包括往返在内,为期一个月。2008年三赴非洲时,吴江南中途回了一次国。


  突尼斯是撒哈拉沙漠的北大门,沙漠无情,一旦风沙刮起,沙子打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睛,疼痛难受。中途探亲,是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医疗队员们最好的镇痛剂。


  警力充足治安良好


  医疗队的援助,主要是人才援助,以当地医院为平台,除了中医特有的医疗工具,队员们无需带任何医疗设备。


  在突尼斯的6年间,吴江南最得意的是让突尼斯人民进一步认识了神奇的中医。先后有多个妇女出现“暴盲”——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到了,当地医生无计可施,她们找到了吴江南,吴江南施以针灸疗法,不到半个疗程便使其痊愈,病人们连连称奇。他还教当地百姓刮痧,疗效立竿见影,他们直呼“不可思议”。


  吴江南认为突尼斯治安很好,医疗队只失窃过一次:“大锅盖”的信号接收器被偷。突发事件也只有一次:某天,一名当地男子闯入,拿起菜刀恐吓医疗队员,幸亏厨师力大如牛,将其制服交由法办。当地警局事后认定,那名男子患有精神病,队员们无从确定是否属实。


  让吴江南印象尤为深刻的是,突尼斯街头的便衣警察特别多,数量甚至多于穿制服的警察。他知道,这意味着队员们几乎时刻处于警察的保护中,也几乎时刻处于“监视”中。


  “我不是英雄,但至少是有信仰的人。”吴江南这样评价自己的三次援非经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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